汉代诗歌100首全集(汉代诗歌)|全球观速讯
2023-06-02 13:15:50 来源:华南科技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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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:Handai shige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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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至东汉 400年间的诗歌创作,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(143流行诗体,今存作品较多)。其时民歌谣辞留存很少,《划一歌》、《淮南王歌》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意愿。文人四言诗仅存韦孟《讽谏诗》、《在邹诗》,摹仿《诗经·大雅》,语言古奥,流传不广。

汉武帝正式建立乐府官署,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,广泛收集、整理民间歌谣,吸收文士创作庙堂颂辞,教习女乐歌舞演奏,以致朝廷“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”,社会流行俗曲。这对于汉代民歌的流传保存起了重大作用。今存郊庙歌辞中的《汉郊祀歌十九首》,传有司马相如等的作品,多属歌颂武帝功德之辞,形式有四言、楚歌及杂言。其朝廷军乐凯歌《汉铙歌十八曲》,取民间铙歌乐曲而成,歌辞则有战歌《战城南》,也有谏歌《朱鹭》,恋歌《有所思》、《上邪》,游子之歌《巫山高》等。至于采自各地的民歌谣辞,如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、《江南》、《东光》、《公无渡河》及《卫皇后歌》等,当为武帝在位时或稍早时期的产品。这些民歌谣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、社会矛盾的不同侧面,形式活泼多样。

汉代诗歌是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和秦、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、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“古诗”、从四言体到五言体、从骚体到七言体,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。其中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,影响最大。

秦末汉初,以项羽《垓下歌》、刘邦《大风歌》为代表的楚声短歌,最为盛行。由于“高祖乐楚声”(《汉书·礼乐志》),使这一楚地民歌体裁进入宫廷,登上庙堂。到文帝、景帝年代,《大风歌》奉作宗庙颂歌,刘邦歌姬唐山夫人的《房中歌十七章》也被整理列入郊庙雅章。武帝作《秋风辞》、《瓠子歌》及《天马歌》,都是楚歌;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出嫁乌孙,作《乌孙公主歌》,也是楚歌。实际上,汉初以来,楚歌已成为帝王贵族及文士述志抒怀、歌颂圣明的一种,继韦孟后,仅存其6世孙韦玄成《自劾诗》等2首,已趋末路。随着汉宫楚歌的盛行,乐府官署的建立,俗曲新声的传播,今存几首西汉文人诗歌,也多为楚歌及杂言。西汉乐府多为黄门倡家掌管,俗曲新声供贵族豪门享乐,文士形同倡优,五、七言及杂言体多用于“俳谐倡乐”(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),因而西汉著名作家“王(褒)、扬(雄)、枚(乘)、马(司马相如)之徒,词赋竞爽,而吟咏靡闻”(《诗品序》),有楚歌而无五言,汉成帝时著录“歌诗28家314篇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并无五言诗作品。传为苏武、李陵、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诗,在六朝已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拟作。到哀帝时,虽因厌恶俗曲而下令罢乐府官,但“百姓渐渍日久”,民歌俗曲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家演唱流传,以五言为主的新体诗渐居诗歌创作的主流。

东汉乐府建置,史志不载。从今存作品情况推测,其乐府规模和庙堂乐章,略承西汉。由于外戚宦官、官僚豪强势力的发展,私家女乐歌舞之风更盛,俗曲新声流传更广。存录也多。今存东汉乐府歌辞,除《宋书·乐志》所录官家保存者外,还有私家存留下来的。如《陇西行》古辞,《乐府诗集》引《乐府解题》说:“此篇出诸集,不入《乐志》。”便是存于私家撰集。又如《孔雀东南飞》长期在民间口头传唱,而为后世所编录。同时,由于东汉迷信谶纬术数,加之光武帝“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”(《后汉书·循吏传序》),形成观谣察官的政策,导致文人方士利用儿歌民谣敷衍天命,制造舆论。到顺帝、桓帝以后,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外戚、宦官集团斗争激烈,士人清议,针砭时政,也用歌谣作为一种舆论手段。因此东汉民间徒歌谣辞异常活跃。

今存汉代乐府民歌及谣辞,多数是东汉作品。其显著特点是,题材比较广泛,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复杂。它们多采用叙事的形式,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苦难、抨击社会黑暗,也夹杂一些人生无常、及时行乐、神仙长生的消极思想情绪。其优秀作品如《孤儿行》写孤儿惨遭兄嫂虐待剥削,《东门行》写贫夫被迫走向反抗道路,《十五从军征》写老兵退役回家后的孤苦,《艳歌行》写游子在异乡的畏惧,《艳歌何尝行》写夫妻悲惨离别,《上山采蘼芜》写男子喜新厌旧,都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反抗。而《陌上桑》正面歌颂罗敷对太守调戏的反抗,揭露讽刺了统治者的丑恶;《鸡鸣》、《相逢行》等则直接写统治者的骄奢淫佚生活。此外还有不少歌颂清官贤良或抨击官吏污浊的民歌谣辞。东汉乐府最杰出的作品便是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。它通过封建家庭中一对恩爱夫妻的婚姻悲剧,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,在思想、艺术上都足以代表东汉乐府民歌的成就和特点,同时标志着民歌艺术已发展到高度成熟的五言诗的阶段。

东汉文人诗歌也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。梁鸿《五噫歌》是四言加上叹词;张衡《怨篇》“清典可味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;都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。马援《武溪深行》和张衡《四愁诗》则显示着向七言演变的轨迹。而发展最显著的就是五言体。班固《咏史》、应亨《赠四王冠诗》虽然“质木无文”(《诗品序》),却表明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。其后,张衡《同声歌》已具情采。到桓帝、灵帝之后,出现了秦嘉、徐淑夫妇的《赠答诗》,蔡邕《翠鸟》,郦炎《见志诗》,赵壹《疾邪诗》,以及孔融《临终诗》,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。此外,辛延年《羽林郎》、宋子侯《董娇娆》,明显表现出下层文士的五言诗从乐府歌辞脱胎而来。大约与此同时,以《古诗十九首》及所谓“苏、李诗”为代表的一大批无名氏文人所作的五言诗,在民间广为流传,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、离愁别怨、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,表达他们向往仕进、渴望完聚、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。它们的艺术性很高。刘勰说:“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六朝人统称之为“古诗”,奉为典范,其后便相沿成为这一种诗体的专称。无名氏古诗的涌现,表明文人五言抒情诗达到高度成熟阶段。从此到建安时代,“五言腾踊”,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,取代四言体而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。

汉代诗歌继承、发展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优良传统,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,表达了人民的思想、情绪和愿望,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,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,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。在艺术表现上,“乐府往往叙事,故与诗殊”(徐祯卿《谈艺录》)。汉代乐府叙事诗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优良传统。从建安时代以乐府旧题叙时事,到唐代杜甫“即事名篇”的拟乐府,以及白居易、元稹的“新乐府运动”,都在思想上、艺术上得到汉代乐府的滋养。两汉文人诗则以抒情诗为主,言志述怀,富于个性;多用比兴,委婉含蓄。多数作品的结构犹存乐府叙事的痕迹,其语言质朴平易如话家常。以《古诗十九首》为代表的汉代文人抒情诗,因其风格独创而成为一种专门诗体,便可见其艺术影响的深远。

汉代诗歌作品主要保存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等史书及梁代萧统《文选》、陈代徐陵《玉台新咏》等总集中。其乐府歌辞大多见于《宋书·乐志》和宋代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。此外,唐、宋人所编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中也有辑存。其后,元代左克明《古乐府》、明代冯惟讷《诗纪》等乐府古诗总集辑录颇富。近人丁福保编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,辑《全汉诗》5卷,收录较全。今人逯钦立辑校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辑《汉诗》12卷,为辑录汉诗最全的资料汇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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