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婆再嫁案，背后水很深
大宋咸平五年（1002），寇准出任新职务，以刑部侍郎衔权知开封府事。
作为宋朝的京畿首府，开封府与历朝历代的首都一样，治下的权贵大多有“京圈”背景，不太好惹。因此，开封府尹也被赋予相当的权限，除了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，更是王朝储君、重臣们视之为“政绩跳板”的历练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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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日，寇准接到了开封府辖下“官三代”薛安上的民事诉讼请求。
薛安上是宋朝故左领军卫大将军薛惟吉的儿子。说起他的爹，可能大伙都不太熟悉。但他的爷爷薛居正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，不仅长期官居宰相，主持编修了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旧五代史》，还为宋朝皇帝所器重，死后配飨宋太宗庙庭。可以说，在当时的天下，薛家绝对是权贵顶流。
▲北宋名臣薛居正主持修撰的《旧五代史》。图源：网络
薛公子上诉到开封府，是想控告其继母柴氏霸占薛氏祖产。
由于薛惟吉已死，孀居的柴氏产生了再嫁的念头。为此，她在朋友圈中物色了许久，终觅得一位如意郎君、当朝参知政事张齐贤。
参知政事地位等同于副宰相，位高权重。后世史料也称，张齐贤“四践两府，九居八座，晚岁以三公就第，康宁福寿，时罕其比”。柴氏找的这个“二婚”对象，各项资质都相当不错了。
宋代女性普遍比后世自由。尽管后来程朱理学主张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但在宋朝初年，对于寡妇们的改嫁，人们大都予以支持。甚至宋朝初年的律法中，还有明文规定，夫死妻欲守丧者，其祖父母、父母有权令女儿强行改嫁。
同时，为了保障再嫁妇女的权益，在宋朝的“婚姻法”中，还有妇女和离或寡妇再嫁时，带走自己的嫁妆及婚姻存续期内名下财产的说明。
柴氏再嫁，可谓天经地义。
不过，一边是宰相后代，一边是当朝副相，寇准也感到棘手，只能循例将此案递交宋朝中央监察机构——御史台，由其转呈御前，请皇帝亲自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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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执掌大宋天下的，正是曾任开封府尹的宋真宗。
对于此案原告薛家，宋真宗可太了解了。这薛安上在“京圈”地界上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。
说起薛氏子弟做事不着边际，或许连宋真宗都怀疑，这事估计是遗传的。
▲宋真宗早年为寿王时，曾任开封府尹，在任期间留心狱讼。
原来，薛安上的父亲薛惟吉并不是名臣薛居正的亲生儿子。当年德高望重的老宰相，在名利、事业双丰收之时，婚姻却出了大问题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薛居正是出了名的“妻管严”。由于正妻薛夫人善妒、无子，薛居正悲催“绝后”，只能从族中寻得一养子薛惟吉继承家业。
薛惟吉长大后成为汴京街头的豪门浪子，吃喝嫖赌，样样精通。以致宋太宗上门吊唁去世的薛居正时，还不忘借关怀薛夫人，敲打薛惟吉称：“不肖子（薛惟吉）安在，颇改行否？恐不能负荷先业，奈何！”
薛惟吉当时就跪在旁边，一听皇帝这么说，还以为朝廷准备收回薛家的“恩典”，吓得赶紧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。
怎料，这一代平稳过渡后，到了薛安上继承家业时，不肖子败坏家风之事，再度上演。
虽然宋真宗与薛居正并没有直接的君臣之谊，但薛居正毕竟是开国功臣，儿孙们如果乱来，那传出去朝廷形象也会受损。所以，听到薛安上那些花花公子的事迹后，宋真宗曾经下诏：“薛家祖产概不得对外出售！”
这次，接到寇准和御史台的奏报，宋真宗象征性地找来了个小官，要他先去了解一下薛安上与其继母柴氏之间的事情。
宋真宗的本意是，这种寡妇再嫁、争家产的小事，实不足以上升到朝堂公论，免得贻笑大方。
然而，对于宋真宗有意为之的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，薛安上和柴氏却都不领情。
对于涉嫌侵吞薛氏祖产一事，柴氏打死不认，甚至还当众表示自己准备再行上诉，直到公理道义站在自己这一边才肯罢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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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见当事双方谁都不要脸面，宋真宗也哭笑不得，只能让御史台及开封府循例公开审理此案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
很快，经御史台调查确认，薛府寡妇柴氏确有侵吞薛氏祖产的嫌疑。
张齐贤丧妻许久，未再续娶。而柴氏自先夫薛惟吉去世后，就一直在圈子中寻觅“可靠人士”，准备发展二次姻缘。张齐贤一家，也被柴氏这个富婆的主动性深深打动。
▲宋朝参知政事张齐贤，饭量巨大，喜吃肥猪肉，绰号“饭桶宰相”。
柴氏此前之所以矢口否认自己侵吞薛氏祖产一事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，其背后有高人指点。
这个“高人”，正是张齐贤的次子、太子中舍张宗诲。
很明显，在财富与爱情面前，张齐贤大概率是更喜欢前者的。薛家祖产到底有多丰厚，史书上没有记载。但能引起当朝参知政事父子双双侧目，想必是很不少。至于柴氏嫁过去后，能否收获人生中的另一段幸福，谁也说不准，但它也不是本案的重点。
通过传召薛氏仆人，办案人员还发现，柴氏早在丈夫去世前，就在张齐贤父子二人的教唆下，私藏了一笔金银财富，总计约价值两万缗（宋制，一缗即一贯，一贯为1000文铜钱）。按宋朝的婚姻法规定，这笔钱便是在婚姻存续期内女方的私有财产。即便此后柴氏一步步私吞薛氏祖产的阴谋流产，这二万缗巨款，柴氏依旧可以合法卷走，成为张氏名下夫妻财产的一部分。
在各项证据面前，张齐贤、张宗诲父子百口莫辩。
最终，参知政事张齐贤被罢职出京，转任太常寺卿，分司西京（洛阳），其子张宗诲则从太子中舍变成了海州别驾，到地方上给刺史大人打打下手。柴氏则被朝廷处以“罚铜八斤，勒令退还薛氏财产”的重罚。
原以为此案到这里就该完结撒花了，可柴氏到底不是省油的灯。
据史料记载，薛惟吉卒年仅42岁，柴氏为薛惟吉的续娶之妻，大体上可推测出柴氏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岁数。所以，没能顺利把自己再嫁出去，柴氏颇为气恼。
张齐贤父子倒台后，柴氏决定亲自上阵，她一人跑到皇宫大门宣德门前敲响了“登闻鼓”。
按照大宋法律规定，凡大宋子民，若有冤屈无处可申，皆可敲响登闻鼓。敲鼓者不管是家里丢了几头猪还是被当地官员欺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只要敲响登闻鼓，皆有面见皇帝陈述冤情的机会。
柴氏咚咚咚敲响登闻鼓后，很快被带上朝堂，直面宋真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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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寡妇为争家产和再嫁，与满朝文武以及威严的皇帝共处一堂。这在前朝，是闻所未闻的奇葩之事。
可以想象，当宋真宗与满朝文武在商量国家大事时，一名寡妇旁若无人，哭哭啼啼上殿跪求皇帝为其做主的场景有多么尴尬。
可接下来柴氏的一番话，更令宋真宗愕然。
柴氏当场控诉说，想利用薛家祖产谋利的不止她一个，薛家不肖子薛安上以及在其背后撑腰的宰相向敏中，皆有这份“祸心”。
爆猛料当然得有事实根据。据柴氏交待，在她还未确定要与张齐贤共度余生前，向敏中曾亲自上门向其求婚，并信誓旦旦地承诺，只要柴氏嫁给他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。前提条件是，柴氏必须携带薛家祖产嫁入向家。
柴氏好歹也是一介有见识的贵妇，对方谈条件让她感觉自己是在卖身又卖产，因此内心十分不乐意。
▲柴氏再嫁，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富婆的二次投资。图源：影视截图
向敏中位高权重，一计不成，再生一计。他知道薛家子弟不学无术，便诓骗薛安上走非法渠道，将薛氏祖产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户给他。柴氏称，自己与继子薛安上对簿公堂，目的是要阻止其变卖薛家祖产，维护皇帝当初诏令薛家祖产不得变卖的规定。
当朝宰相向敏中贪财？说实话，宋真宗心里并不相信。
向敏中虽出身不高，但在柴氏出现以前，他已先后娶过三任妻子。在他的“亡妻”名单中，不乏官宦女子的身影。其中，他的第二任岳父张去华，是宋朝的第二位状元。柴氏案发时，张去华也在朝中任官，颇受皇帝赏识。张去华生子十人，幼子张师德跟他一样考中大宋状元，其他儿子也多入仕当官，在当朝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
另外，向敏中家族多与皇室联姻。向敏中幼子向传范，才志兼美，被皇室选为冀王赵惟吉之女万年郡主的夫婿。尽管万年郡主出自宋太祖一系，为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孙女，但她自幼生于禁中，就连宋真宗也多次表示自己极度爱重此女，不要随便将其嫁予他人。
可见，向敏中不但不缺政治资源，还因万年郡主是其儿媳，而与皇亲国戚沾亲带故。
当听到柴氏控告向敏中贪财时，宋真宗选择让当事人出列自辩。
面对这样的尴尬，向敏中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，自己绝对没有迷人财色之意。他说，自己的第三任妻子，前不久刚刚去世，接连丧妻，尚在悲伤中。柴氏如此控告自己，简直就是毁他声誉，并践踏陛下的尊严。
向敏中一席话，令宋真宗勃然大怒，遂命人将柴氏赶出朝堂。
没几日，柴氏又敲响了登闻鼓。
宋朝的制度就是只要敲响登闻鼓，皇帝就得无条件接见治下臣民。被柴寡妇搅得头疼的宋真宗，只能将柴氏的诉讼发给御史台跟踪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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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有凑巧，就在御史台决定审理柴氏控告案时，盐铁使王嗣宗上奏宋真宗，宰相向敏中罪犯欺君，应予严惩。
原来，王嗣宗素来与向敏中不合。当初柴氏上朝堂这么一闹，他私底下就派家丁开始收集向敏中的黑料。
据王嗣宗反映，向敏中居丧期间，便派人上门求娶宋朝开国功臣、秦王王审琦的女儿。
尽管宋朝对于夫妻居丧期内婚嫁并没有特别严厉的限制，但前不久向敏中当众拍胸脯的场景，宋真宗还历历在目。
一看一个寡妇接连牵出两个宰相，宋真宗不免来了兴趣，勒令御史台限期破案。
皇帝发话，加上之前扳倒张齐贤父子的战绩，御史台这次办案顺利多了。经过质询，御史台发现，王嗣宗反映的线索属实。
由于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是宋真宗的堂姐夫，想尽快得知真相的宋真宗，便派人去召王承衍的妹妹、当事人王氏入宫询问。得到的回答是，向敏中确有与王氏商量过婚嫁之事，只是目前还未到纳采阶段。
结局不难想象，当宋真宗听到这么一段话后，火气该有多大：敢情之前在朝堂上，他是被向敏中当猴耍了？
经查，向敏中也确实私下买了薛氏祖宅，柴氏的控告真相大白。
但令人疑惑的是，向敏中与张齐贤在当时皆为朝廷二品以上大员，深受皇帝信任，宋朝的官员俸禄及各项待遇又均为史上最好，两人却不惜名位，想方设法套取柴氏信任，谋夺薛氏祖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与宋人的婚姻观嬗变有密切联系。
受前朝战乱的影响，开宋以来，统治者一直提倡重文轻武，科举制进一步冲击自三国以来的中古门阀制，导致宋人“取士不问家世，婚姻不问阀阅”。科举制的确有促进宋代社会发展、时代进步的意义，不过，人人皆靠科举入仕也绝非毫无弊端。科举考试的人多了，入仕的竞争与难度剧增，为了各自的阶层跃升，士子与商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。
而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学富五车的士人相结合，便带动了社会上的“厚嫁”之风。“婚姻论财”由此成为宋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。不管嫁娶双方身处市井阶层亦或是皇亲贵胄，金钱往往是两家能否顺利结合的关键。
商人与士人的结合，可以实现阶级跃升。榜下捉婿成了一时风尚。
随着“婚姻论财”风气的蔓延，以利益为先的婚姻，变成了各大家族的长线投资。只要商人瞩目的士子能发奋读书，考取功名，进阶做官，即便该商人赔上女儿的终身幸福，这笔买卖也是值得的。同理，若为官士人能在俸禄之外获取更多的合法收入，礼仪道德皆被视为次要的、虚无的。
当时的理学家程颐事后说，张齐贤和向敏中两个宰相不顾颜面，争娶一个寡妇，无非是因为柴氏坐拥“十万囊橐”，巨有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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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相大白之后，薛氏不肖子薛安上，因为违诏私卖祖宅，被判了笞刑。被当众打了屁股后，他还得照市价将已经悄悄过户给向敏中的薛家祖宅买回，并时刻受御史台、开封府的管束。
向敏中也没落得个好下场。他的宰相职位被撤了，与张齐贤类似，被皇帝罢为户部侍郎，离开中央，出知永兴军。
按照惯例，宋朝皇帝的圣旨下达后，需要在翰林院留下圣旨文书，以备日后核对。接到圣旨撰写任务的翰林院学士宋白与向敏中亦有过节，在起草诏书时，宋白特地狠下手笔，将欺君之罪写成“对朕食言，为臣自眛”之语。
史载，向敏中看完整份诏书后，潸然泪下。
这起撂倒两位宰相的“富婆再嫁案”，看起来都是输家，但并非没有人凭此案获益。
宋初实行“两府三司制”，在皇帝之下，朝堂设有同平章事、枢密使、三司使，分管政、军、财权，而参知政事为同平章事的辅官。向敏中与张齐贤的出缺，实际上导致了主管行政事务的门下省任事者人数不足。
为了弥补空缺，宋真宗便从朝堂中遴选资历、威望较高者替补。
于是，这桩“富婆再嫁案”的初审官员、开封府尹寇准，就成了皇帝眼中的最佳宰相人选。
▲大宋富婆再嫁案最大获益者、宰相寇准。图源：影视截图
北宋景德元年（1004）六月，寇准与另一重臣毕士安进位宰相，宋朝中枢再度恢复平静。
但仅仅过了一个月，向敏中的亲家、曾与其同朝执宰的重臣李沆去世。半年后，另一两朝股肱、三度为相的吕蒙正也告老还乡。不久，毕士安也病倒了。在朝廷再度陷入“用人荒”的同时，辽国趁机大举入侵。
关键时候，寇准力挽狂澜，力劝宋真宗亲征，最终促成“澶渊之盟”的缔结，换取大宋与北方政权逾百年的和平岁月。
正如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·洛伦兹所提出的“蝴蝶效应”，谁也不曾想到，看似胡搅蛮缠的柴氏寡妇，竟然是缔造宋辽百年和平时光的那只“蝴蝶”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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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扬：《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研究》，法律出版社，2015年
付红娟：《宋代女性婚姻权利研究》，甘肃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21年
吴宝琪：《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》，《史学集刊》，1990年
任立轻、范喜茹：《宋代河内向氏家族姻婚对象考论》，《西华大学学报（哲学与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05年第4期